?01.

要改变命运，就得学习

1964 年我出生在内蒙古，家里孩子多，口粮不足，想吃饱饭都很困难。父亲搞教育出身，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，把期望寄托在我们身上。他既是慈父，也是严父，对我这一生影响很大。

那时候学习和教育条件都很差，我上学时，想买根笔、买个本都很困难。学校根本没有桌子，就在土坯上搭一块木板子。放学回家后父亲给我布置作业，写完再检查。即使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，他对我们也严格要求。他教育我们要相信社会，不要对社会产生怨恨，他本人对社会始终怀着积极的心态。此外，他还要求我们必须学习，要少说话，谨言慎行。他经常教育我们，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，就得有知识，要改变命运，就得学习。

母亲非常伟大。父亲被下放到内蒙古多年，母亲一人支撑着家庭。家境较好的她，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生活，但她忍辱负重，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抚养大，几乎倾其所有供我们上学。两个哥哥虽不是她亲生的，但她视同己出。大哥虽已去世，但生前对母亲很敬重。如果没有母亲，他们可能都活不下来。

1976 年，也就是粉碎“四人帮”那年，父亲去世。我记得是11 月，天空下着大雪。其实到7 月时，他就预感到好时候要到来了。所谓“好时候”，就是我们可以上学，生活可以更自由一些。高考时，我们要到旗县所在地去考，我住在同学家。考完后大家喝酒庆祝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，喝得有点多，最后还是班主任帮我填的志愿。

老师帮我填报的是内蒙古工学院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。其实，我对所报的专业根本不了解，我肩负着家里的期待，当时只是希望能考上大学。父母认为，学习是改变命运的途径，而且可能是唯一的途径。后来，我们哥仨都考上了大学。这样的家庭能培养出三个大学生很不容易，要供养三个大学生也不容易。所以，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。受父母教育影响，我始终保持乐观精神。

大学四年，我担任班里的班长。1986 年以优秀学生干部的身份毕业，按照规定，可以任选工作单位。

02.

在一汽内饰件厂成长

那时候多数学生愿意回老家，不愿去广州、上海这些地方。改革开放刚开始，人们思想还比较保守。大多数人的想法是，家乡只要有企业，有学校，不管好不好，反正能回家就行。当时，我可以自主选择。北京有5个分配指标，上学时我总路过北京，感觉北京太大，生活不方便，就不太想去。

为什么选择一汽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我学理工科，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解放CA141换型改造的报道，认为汽车是大工业，跟所学专业一致。第二，长春市离内蒙通辽市很近，长春这个名字也很美。这些因素促使我义无返顾地选择了一汽。跟我一起到一汽的还有一位同学，她后来成了我的太太。

去一汽报到，到长春后坐有轨火车，立刻感觉现实跟理想差距太大。1986年长春发大水，满车站都是泥，我心里想，长春怎么是这样？那时候都很单纯，加上信息不发达，完全凭自己的想像和理解，理想主义占上风。不像现在，各种信息扑面而来。

在位于宽平大桥的建材招待所报到后，我被分到一汽内饰件厂，我太太被分到一汽专用机床厂。这两个厂都在长春市里，离火车站近。专用机床厂条件还不错，一汽很多领导干部都在那里干过。内饰件厂条件相对较差。

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，坏事也可能变好事。比如去条件差的厂，可能就很受重视。的确是这样。到一汽内饰件厂后，大学生很受重视。熟悉一段时间后，厂党委书记为我们十几个大学生举行欢迎晚宴。他对我说，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希望你做党委秘书。

大学毕业时，校党委书记就曾给我忠告，他说，学理工科就应该从基层做起，不要先从政。我一直记得他的嘱咐，便委婉地拒绝了。我说，我是学工的，想从车间干起，从基层干起。这样我被安排到车间去做现场工程师。

现场工作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。现在大学生都不愿到基层接受锻炼，每年我会对新到一汽解放的大学生讲话，我说，大家应该从基层干起，这是我自身的成长经验。尤其是学工科的，提上来后，再想从舒适区去基层就很难。

在基层的这段积累，包括对品格和意志的锻炼，对现场技术的学习，跟基层员工的接触，以及对思想的成长都有好处。

一汽学习氛围浓厚，有各种学习培训班。我从小就养成吃苦耐劳、踏实勤奋、认真做事的习惯。到基层后，不断跟工人学习，向书本学习。当年一汽内饰件厂还专门开过一些课程，我都没落下。这些努力，促使我不断成长。

我日语不错。恢复高考后，外语要占30%成绩。农村缺外语老师，教我们的老师在日本侵华时曾给日本人做过翻译，跟我父亲一样是被下放劳动过的。上大学后，我学的也是日语。

到一汽后，中国科协联合一汽组织日本交流生活动，举办高级日语班。一汽有很多高级经理参加，通过这种途径被派到日本研修一年。

那时候出国很少。1988年我参加研修班，1989年因西方国家封锁而停止，1990年又恢复。我已办好去日本的签证，正好又有另一个机会。一汽为培养复合型干部，由一汽职工大学组织经济管理学习班，时长一年半，我有幸被选中。

一汽干部科科长来考核，我提出能不能两个机会同时兼顾？科长说，回去后帮我争取，但不能保证。后来，他告诉我，只能二者选其一。经过仔细考虑，我放弃了去日本的研修机会，参加经济管理学习班。

一汽内饰件厂领导也鼓励我这么做。从1990年10月到1992年4月，我脱产学习一年半，每天起早贪黑。从这时起，我开始学英语，从ABC学起。英语分为初级班和中级班，我上的是初级班。经济管理学习班从吉林大学、财贸学院等全国各地聘请老师讲课，也有一汽的老师。综合学习20多门经济管理课程，如工业会计、经济法、统计学等。

1992年毕业回到一汽，同学中有些人被提为科长。我从规划员提为科长助理，再提为发展科副科长。这时，一汽开始奥迪100国产化，国产化率达到一定程度，关税才能降，所以国产化任务很重。我负责项目实施，这对我锻炼很大。材料、工艺、产品都是全新引进，我们从基础干起，边学边干。当时国内也没有可参考对象，一汽是第一个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。

1994年一汽实施“八〇一”工程，我有幸被提为一汽内饰件厂副厂长。提拔时非常突然，之前我是检查科科长。有一天，厂长姜广德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，小胡，不要离开，一会有重要事情找你。

当天下午，中国一汽领导找我谈话，说要提拔我当副厂长。一汽内饰件厂有3000多人，我刚30岁，没有任何心理准备。要承担责任，只感到压力很大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