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，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。”这是饶斌最欣赏的座右铭。正是这种不服输精神，只用了3年，饶斌带领一汽人建成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，改写了中国造汽车的历史，不仅生产出解放大卡车，还让毛主席坐上中国人自主制造的红旗小轿车。

这种开拓进取精神激励着饶斌走进巍巍武当。起初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夹着一个在哈尔滨当市长时用的旧皮包东奔西跑，日夜构思二汽的宏伟蓝图，感召着大江南北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投奔“东风的延安”——十堰。

1966年3月，饶斌对即将前往去西欧订购工艺设备的二汽人说：“二汽是（19）60年代水平的大厂，一定要用新产品、新设备、新工艺和新材料来武装自己，把二汽作为一个聚宝盆，聚国内外之宝。我们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汽车工业的先进水平。”

1972年，军代表陆续撤离二汽，留下一个被动的局面：职工看不到希望，士气低落，甚至传出“二汽要下马，要搬迁”流言。

在当时严重困难的政治、经济形势下，饶斌深入基层调研，提出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思路和加强建设的措施，围绕建设投产的总目标，开展了攻关调试、工装设计、工程质量、工程质量返修、非标设备制造等大会战，把二汽建设的巨大压力和困难分解到各个单位、每个职工。

1973年3月，二汽开始产品攻关、工艺攻关、设备攻关和设备调试、零件调试、工序调试，解决了建厂初期存在的成千上万的问题。

1974年四季度，在形成两顿半越野车生产能力的大会战中，不仅为1975年建成生产阵地起了关键性作用，还使职工看到二汽建设的成绩，看到了二汽的希望，激发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。

从1977年10月6日到1979年1月，直到第三次中央调令，直到中央态度坚决地认为“二汽已经基本建成，又扭亏为盈，没有理由不来北京工作了”，饶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十堰，进京工作。

饶斌，堪称“中国汽车之父”，从事汽车工业35个春秋，从一汽到二汽，从山外到山内，从北到南，创建了新中国两个特大型汽车厂。后人称，这位做过医生的中国汽车工业泰斗，他的“每个神经细胞中充满着汽车问题”，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中国汽车工业。

历史总是很相似。

像饶斌这样做过党政领导，从一汽到二汽，并领导过两个国有大型汽车公司的汽车人，还有一位，“他血管里流的是汽油。”

51年后的2015年5月6日，54岁的竺延风，告别8年的吉林省党政领导岗位，重回汽车岗位。这距他到一汽热电厂报到已32年。

同样是受命中央，作为一个在汽车工业工作快25年的老兵，竺延风再次投入到他热爱的汽车行业。

他郑重地向组织承诺：“重新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，是我莫大的幸福。我一定要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历届公司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员工打下的良好基础上，接好接力棒，跑好接力赛，为打造永续发展的百年东风、面向世界的国际化东风、在开放中自主发展的东风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”

面对东风人的期待，竺延风深情地说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正式成为东风公司的一员了，从白山黑水到荆楚大地，能够与大家合作共建，为东风改革发展尽一份力量，我感到很荣幸。

“人生一粒种，落地要生根。”竺延风表示，他既然来到了东风，就要把身心扎根在东风，把事业成就在东风，做东风人、谋东风事，努力做一名组织满意、大家认可的东风人。

然而，世界风云瞬息万变。新形势的特点是看不清，原来看清几年，现在连半年的形势都看不清、难以判断。以前一个产品一招鲜吃遍天，各领风骚多少年，现在一个产品各领风骚三五个月，一个新产品砸进去，没多久就不热了。

一场从武汉到十堰、襄阳、广州等东风基地的调查研究开始了。

在与东风公司领导班子和职能部门主要领导座谈时，竺延风说，要先做人，再做事，再做官，要搞好团结。在做好传承时，要不折腾，好的就要不断完善和传承，要避免一任班子一套路子，要连续地干，不断积累，领导干部要有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胸怀。

在谈到沟通时，竺延风说，以问题为主，提供给我的材料，可以是文字的，也可以是PPT，原则上不超过两张A4纸、一张A3纸，希望大家能用最简洁的方式、语言进行沟通，有效率地做好工作。

在与营销人员交流时，竺延风说，在汽车+互联网时代，作为汽车企业，要不忘初心：我的用户是谁？我的用户需要什么？我能为用户做什么？我还能为用户做什么？要积极利用互联网解决汽车产业自身问题，尤其是汽车作为一个大产业，应该保持主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