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1.

步行到延安

我是第三代汽车人，这一辈子都没离开过一汽。第一代汽车人，是以饶斌、郭力等为主的参加建厂的那批人。耿（昭杰）厂长他们算第二代汽车人。

1946年，我出生在长春，家里排行老大，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除中间两年到农村插队外，其他时间都没离开过长春。小学、初中和高中分别就读于平泉路小学、长春七中和长春十二中。

我是文化大革命前年龄最大的老三届毕业生（66届高中毕业）。当时我刚念完高中，已经填好高考志愿，我记得填报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，是个保密专业，跟火箭控制有关。正准备进考场时，文革开始，一切都停了。

长春十二中的武斗相当厉害，学校造反派主力就是我们班的同学，他们成立的组织为“保卫毛主席不要命战斗队”。我是班团支部组织委员、班生活委员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1966年6月19日半夜，班上我的帮扶对象徐义增跑来告诉我，同学们都在造反写大字报，他写了个大字报让我签名。

造谁的反？我问。

班主任孙业青。他说。

我说，你对老师有意见，也不能把老师叫反革命分子。因此就没签名。

他后来成为造反派头头，在武斗中去世。我是保皇派，不跟着造反，也不参加武斗，所以各个造反派组织都不要我，文革中红卫兵也没当上。

去做什么？毛主席提倡步行串联，叫红卫兵长征。我们4个男同学——刘凯、洪晓晰、李殿臣和我，于1966年12月1日从长春出发，走了两个半月，一直走到延安，行程2000多公里。当时全国各地步行串联的人很多，但都走得较短，一般就只走几天，我们是仅有的从长春走到延安的长征队。

1966年12月28日到达北京。两天后，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，批斗杨尚昆、彭真、罗瑞卿和陆定一。走到半道时，我把眼镜摔坏了，只好拿着两个眼镜片看，结果眼镜片被挤掉。从此以后，我就不再戴眼镜。

最多一天走了150多华里路。1967年2月9日是大年初一，国家号召过革命化春节。怎么过？就多走路过革命化春节。当天早晨五点多钟出发，走到晚上八点钟左右，从太原市走到刘胡兰的家乡——文水县云周西村。

步行串联时吃住问题怎么解决？沿途各地每隔二三十里就设有红卫兵接待站，交一角钱吃四两粮票。我们4个年轻小伙子，每人背个行李卷，带本地图册，红樱枪随身带，以防万一。

我有个同学李殿臣是解放军英雄刘英俊的同班同学，刘英俊是文革前为救群众阻拦惊马而壮烈牺牲的长春人，所以我们取名为“英俊长征队”。

这期间我们参观过四平战役纪念馆、锦州战役纪念馆。到达北京后，参观过各大院校。在延安待了半个月，参观了凤凰山、杨家岭、王家坪等地。

最危险的是1967年2月14日（大年初六）这一天，我们在山西永和县永和关过黄河。到永和关前一天，已经下过一场大雪，雪块顺流而下，黄河水面逐渐封冻，但还没被冻实，据老乡讲这是解放以后第二次封冻。黄河两岸有300来名红卫兵过不了河。

下午3点多钟，我们四人到达黄河岸边，用红樱枪往冰面上试了试，觉得可以承受，就上了河面。不知不觉走到河面中间，这时才发现，两边滞留的红卫兵都在看我们。当时很危险，有些冰薄的地方被我们踩碎，鞋全湿透了。

就在这时，黄河对面过来一位老船工，用一把铁锹探路来接应我们。我们到达河对岸时，天已经黑透，老船工把我们接到他家，拿来好酒好肉招待。第二天早上，300多名红卫兵沿着我们探的路奔向延安，奔向北京。

我们本来计划走到韶山，结果1967年初，中央发布通知，要求大学、中学、小学复课闹革命。但回到学校后，武斗又开始。

1968年，为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，我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1969年年底，我们全家人都眼随父亲下乡，分散在不同地方。父亲以前做会计，下乡到九台县，算是五七战士。

1968年10月16日，我下乡到吉林省榆树县大岗公社大岗七队，成为长春十二中炼红心集体户的一员，这是学校第一个下乡集体户。

02.

自力更生建油漆线

两年后，一汽招工，我有幸成为一名一汽员工。刚进厂时，一汽提的口号是“全厂总动员，猛闯5万辆大关“。一汽从1956年开始生产解放牌，设计年产能3万辆，要闯5万辆大关，就得从两班变成三班，要对外招收知识青年，就从吉林省周边，比如延边、白城等地招了不少人。

1970年9月23日，我到一汽报到，被分到车厢厂装配车间，同时进厂的有150多人。车厢厂很有故事，听说一汽建厂奠基典礼大会就在车厢厂旧址上召开的，毛主席题写的奠基基石安放位置就在车厢厂附近，它在总装配厂南面，锻造厂西面。做什么？把车厢的底板、前板、后板、边板装好，再发给总装配厂装车，相当于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。

一汽地处长春西南郊，之前我从没来过，但一汽在我心中地位很高，能当一名汽车工人十分光荣。装配是年轻人干的活，又苦又累，机械化程度不高，车厢板得人抬，钉子得人钉，一锤子一颗钉子。

看到自己装配的车厢一台台落到汽车底盘上，一台台出厂，心中十分自豪，所以每天都在班组最关键岗位上，认认真真地工作，逐渐成了装配大拿。我的成长史主要在车厢厂，从1970年到1991年3月，整整干了21年。

工作很辛苦，经常要倒大班。什么叫倒大班？就是对班倒：早上8点上班，晚上8点下班，几天几夜不回家是经常的事，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，心中总有一种满足感和自豪感， 再苦再累也不在话下。

班组里我干最关键工位，有时一人顶两个工位，但从无怨言，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，总觉得工作再累，也比当知青时干农活轻。在农村生产队干活，夏天早晨不到4点就起床，一直干到晚上太阳落山近8点才收工。

车厢厂党委书记、革委会主任是王荣兴，当时全厂各单位革委会主任都是军代表，只有车厢厂是地方代表。王荣兴是抗日干部，是个老革命，保持革命本色，作风朴实，踏实肯干，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，后来被选为九大代表。

王荣兴对我影响很大，他经常参加我们车间活动，对我要求严格，经常给我压担子，在工作中不断指导我。1974年6月，我被提为总装车间主任，是车厢厂最年轻的车间主任。1975年8月，我被提为车厢厂革委会主任（副厂长）。

1980年，一汽为培养年轻干部，在职工大学开办企业管理班，全厂30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报名考试，我以第一名成绩考入职工大学。经过3年脱产学习，知识水平得到提升，为不断提高领导业务水平和技能奠定基础。1990年8月，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，